周少青:從中西比較的視角看中國民族政策的優越性
來源:中央統戰部作者:
發布時間:2019-12-25 09: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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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民族問題是解決得最好的。中國民族政策的優越性,體現在理念、政治參與模式、經濟社會發展路徑、語言文化權利保障范式、國家凝聚力與社會(民族)團結建設模式五大方面。這些優越性固然與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民族結構和民族關系等國情因素密切相關,但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歷史性的選擇關聯更為直接。

  如果把20世紀中葉看作中國(1949年)與西方國家(1945年)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共同歷史起點的話,那么經過70年的發展,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結果:西方國家在基本解決民族問題的歷史條件下,進入21世紀以來,面臨著嚴峻的移民融入問題和民族(地區)分離主義問題。與此同時,其早期殖民時期遺留的土著人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國際社會,沖擊著人們的已有認知。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通過一系列有效的理念、制度和機制創新,在解決民族問題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比較中國與西方國家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得與失,不僅可以更好地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寶貴經驗,深刻地揭示中國民族政策的科學內涵,凸顯中國道路的優越性,而且可以為國際社會貢獻中國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獨特智慧。

一、理念上的優越性

  在解決民族問題的理念上,西方國家依次經歷了種族主義、同化主義、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四種選擇。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二戰結束后,一些西方國家還盛行種族主義和同化主義。

  二戰結束后,美國一邊在國際舞臺上大力“弘揚”各民族(族群)一律平等的自由主義價值理念,一邊在國內公開推行種族主義。事實上,直到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還是普遍性的,公開隔離和歧視黑人群體的法律比比皆是。20世紀60年代民權革命之后,美國才被迫實行“公民一律平等”的自由主義理念。對土著少數族群,也經歷了從全面同化到支持土著人自治兩大歷史階段。

  二戰后,法國對其差異性的移民少數群體及本土族群如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一律采取無差別的自由主義理念,即除法蘭西民族以外,不承認任何其他民族甚至族群。20世紀80年代以來,迫于來自本土少數族群的政治壓力,法國政府開始有條件地承認這些少數族群聚居地方的自治權利(力)。

  加拿大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國家,在二戰前的近百年時間,加拿大當局對土著少數群體、法裔少數族群以及新移民群體采取種族主義、同化主義方略。二戰后,伴隨著第一部公民法的頒布,加拿大逐漸開啟“公民一律平等”的自由主義模式。在單純自由主義以及二元文化主義模式遭到失敗和抵制的情況下,從1971年開始,加拿大在整個聯邦范圍內,針對三大少數族群推行多元文化主義理念及政策。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移民尤其是難民問題不斷升級,歐美一些國家既有的民族理念發生動搖。在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及多元文化主義理念受到福音基督民族主義甚至白人至上主義的挑戰。在西歐,包括法國在內的多個國家相繼宣布“多元文化主義失敗”。

  總的來看,二戰以來,西方國家在對待少數族群問題上總的價值理念是“自由主義的”或“公民主義的”加“多元文化主義的”。但是由于路徑依賴(或者說歷史的慣性)和外部刺激,西方國家的民族理念呈現出自由主義、種族主義、同化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等多種價值理念交替或重疊的局面——期間不乏反復甚至倒退。這一點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

  中國共產黨一貫秉承馬克思主義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價值理念,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就確立了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使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獲得解放和發展的平等理念。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價值理念發展為受憲法保護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與和諧四大理念原則。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理念有兩個鮮明的特征:一是長期保持穩定;二是在強調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同時,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促進各民族事實上的平等。正是這種長期穩定的、行之有效的價值理念,使得中國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獨樹一幟,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民族政策,取得了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國家無法企及的重大成就。

二、政治參與模式的優越性

  在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問題上,西方國家存在著協和民主模式、聚合模式與傳統的自由主義均質化模式。協和民主模式如比利時,其族群的政治參與嚴格遵守比例代表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整個比利時日益分裂成操荷蘭語的弗萊芒人和講法語的瓦隆人兩大陣營。國家幾乎沿著語族的界線一分為二,由此導致的首相辭職、內閣更替甚至無政府狀態層出不窮。聚合模式國家如英國、西班牙和加拿大,這些國家雖然實現了比較充分的族群政治參與,但在實踐中面臨著嚴重的分離主義挑戰。自由主義均質化模式如法國、德國和美國,這些國家沒有為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設置單獨的渠道,在實踐中通過選區劃分制度間接解決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在少數族群的政治參與問題上,西方國家實際上采取的是一種嚴格區別對待的政策。對待所謂“歷史少數民族(historical national minority)”,一般采取“公民權利+區域自治”的方式;對于比主體民族時間更為久遠的土著民族,一般采取保留地高度自治的方式;而對于新移民,則采取公民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并重策略,鼓勵他們融入主流社會。

  中國共產黨堅持各民族無論大小一律平等,通過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現了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實踐層面,中國少數民族的政治參與在三個層面展開:一是國家層面的參與,少數民族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兩大平臺,按照一定的代表比例直接參與國家政治事務;二是在各民族自治地方層面,按照相關法律和政策的規定,直接參與地方事務的治理;三是在非民族自治地方,通過一定的政策設計參與所在地區事務。中國少數民族的政治參與是廣泛的、多層面、多渠道的,更重要的是交融式的。

  在少數民族的政治參與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價值理念,既克服了協和民主模式和聚合模式下以族劃界帶來的族裔邊界固化乃至分離主義的弊端,也避免了自由主義均質化模式不承認少數族群集體身份和自治權帶來的政治參與不足問題。中國不僅實現了少數民族在國家層面和自治區域層面的雙重政治參與,而且通過散居少數民族權利保護的補充立法,全面、無遺漏地實現了少數民族的政治參與。

三、經濟社會發展路徑的優越性

  一般來說,少數族群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由競爭型,另一類是國家統籌型。西方國家多以自由競爭型為主,讓少數族群成員和自治單位與多數族群成員和其他地區一道在市場和社會領域中自由競爭,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法國,不論是本土少數群體,還是來自非洲、南亞等地區的移民,法國政府都采取“一視同仁”的公民政策。然而,由于反歧視措施乏力、少數族群社會融入困難等原因,實踐中大量新移民陷入邊緣化和貧困化。2005年法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巴黎騷亂,事件的觸燃點正是巴黎東北郊移民聚居的克利希蘇布瓦鎮。事件過后,法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貧困和邊緣化帶來的嚴重后果,并承諾通過強化反歧視和采取一定的干預措施來緩解少數族群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存在的巨大鴻溝。

  從自治單位的角度來看,自由競爭的取向使得自治單位的經濟社會發展很大程度上處于自發或放任狀態。實踐中,那些經濟社會發展處于領先地位的自治單位,往往由于不滿意中央政府“抽肥補瘦”的再分配政策,在向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無果后,試圖另立門戶,走向分離主義,如英國的蘇格蘭和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而那些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自治單位,則試圖通過擴大自治權來改變不利的經濟社會發展處境或者彌補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不足,有的自治單位繼而提出獨立或分離主義的主張,如早期的比利時佛來芒地區,后因發展程度反超南部的瓦隆地區,再次提出分離主義。

  反觀中國,國家首先從憲法層面確定了幫助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義務,在此基礎上,通過一系列政策、法律和行政手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中國政府“一個都不能少”的發展理念及實踐,不僅使少數民族個體成員避免了類似西方國家少數族群被邊緣化和貧困化的命運,而且避免了西方國家自治單位各自為政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所導致的各民族間發展的不平衡和社會不公,以及由此所滋生的“因富而分”或“因貧而分”的分離主義問題。

  四、語言文化權利保障范式的優越性

  一般說來,在少數族群語言文化權利保障上,存在著兩種基本范式,一種是僅保護少數族群個體成員的公民權利,另一種是既保護少數族群個體成員的公民權利,同時也保護其群體權利。從歷史上看,西方國家在少數族群語言、文化權利的保護問題上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權利保護的規范或立法,往往先發于國際之間的雙邊或多邊條約;另一個是權利保護立法的選擇具有明顯的被動性,即選擇保護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權利的主要動因是外部壓力,或者是內部出于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

  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尤其是7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在加拿大興起以后,西方國家在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權利問題上,開始調整已有的均質化公民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一定包容度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然而,近年來西方國家不斷爆出“多元文化主義失敗論”。

  在語言文化權利保障問題上,西方國家與中國的主要區別在于:西方國家主要采取消極應對的策略,往往是在外部壓力或國家安全動機的促使下,采取若干保護措施,而中國則是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主動采取系統的保護措施;在保護的平等性上,西方國家實際上將少數族群分為三六九等,對不同類型的少數族群采取不同的保護標準,中國則遵循各民族不分大小理念,采取一律平等的保護措施;在保護的穩定性及效果上,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宣布“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失敗”,其保護少數族群語言文化的措施效果欠佳,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總體上處于瀕危狀態,中國則不僅始終如一主動地承認和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權利,而且積極采取各種手段來保護這些語言文化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各民族的語言權利得到充分的行使,文化權利受到尊重和保障,中國各民族的文化繁榮達到了一個新境界。

五、國家凝聚力與社會(民族)團結建設模式的優越性

  從本質上來說,西方國家凝聚力和社會(民族)團結建設模式或路徑有兩種:一種可以稱之為親公民民族主義模式,另一種是親族裔(種族)民族主義模式。

  親公民民族主義模式以法國和美國為代表。在法國,國家凝聚力和公民團結建設倚重的基礎是所謂的“無差別的法蘭西公民”以防止族群或其他特殊群體對法蘭西凝聚力和社會團結可能造成的沖擊和離心。在美國,除印第安人外,不論是非洲裔少數族群,還是新到的移民少數群體,一律適用公民化政策,“美利堅民族”成為鍛造美國國家凝聚力和社會團結的重要工具。

  親族裔(種族)民族主義模式以英國、西班牙為代表。在這兩個國家,國家凝聚力和社會團結建設除了倚重公民主義以外,還訴諸于以地區為依托的族裔主義(國家承認以地區自治為形式的某種族群集體權利),國家通過承認少數族群的集體政治身份,換取他們對國家的忠誠或不離心。

  從效果上看,法國雖然在形式上維持了單一不可分的法蘭西民族,但現實中移民少數群體不時掀起的社會騷亂和科西嘉人及布列塔尼人的離心傾向,給法蘭西國家凝聚力和社會團結造成嚴重威脅;美國的公民化政治方略,難以抑制根深蒂固的種族矛盾和沖突;英國和西班牙不斷出現的地區(分離)主義,顯示出其整合政策的低效乃至失敗。

  中國政府在國家凝聚力和社會(民族)團結建設問題上,選擇了一條與西方國家明顯不同的路徑(模式)?!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既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權,也保障每個公民的平等權;既規定了各民族的政治參與權,也規定了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平等權;既區分了各民族,又將他們規定為無差別的國家主人。

  西方國家在國家凝聚力和社會團結建設問題上往往將公民與族裔、公民權與族群身份二元對立。與此不同的是,中國政府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巧妙地調和了公民身份與民族文化身份,將公民的國家認同與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緊密結合起來。中國的這種優勢,既得益于其包容力巨大的傳統文化,也與對西方民族國家及公民觀念的批判式鑒取密切相關。

  總之,在國家凝聚力和社會團結建設問題上,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在于克服了長期困擾西方國家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二元對立,將政治價值觀與傳統文化的價值高度融合在一起,并在政治及行政建制中進一步夯實這種結合,從而形成能夠動員56個民族的強大凝聚力和社會團結。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如地緣政治和國際分離主義的影響、滲透),在個別地區出現了“三股勢力”,但總體上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團結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處于不斷增強之中,中國國家凝聚力和社會團結處于歷史最好時期。

六、中國民族政策優越性的三大基本前提

  中國民族政策的優越性固然與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民族結構和民族關系等國情因素密切相關,但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歷史性的選擇關聯更為直接,它們是中國民族政策優越性的三大基本前提。

  馬克思主義為中國解決民族問題提供了堅實的思想保障。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超越了各類民族主義或族裔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切地關注到弱小民族的生存和命運,第一次以真摯的政治情感,將各民族置于完全平等的兄弟關系或同志關系中。

  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解決民族問題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制度極大地增強了國家處理民族問題的能力。社會主義制度使得國家有能力平衡各地區、各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從而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強有力的領導保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梢哉f,正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民族問題及其他各類社會問題才能順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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